在成都召开的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期间，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黄奇帆发表主旨演讲。本文来源：北京商报、亿欧网、红星新闻、新经济学家

黄奇帆最新演讲谈顺差平衡

北京商报讯（记者 董晗萱）2025年，我国对外贸易顺差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引发全球关注。5月19日，在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举办期间，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对此发表评价。在黄奇帆看来，中国贸易顺差大幅增长，不是短期政策“刻意”推动的结果，而是中国制造业十余年持续转型升级、在全球价值链中向上攀升的必然产物。

具体来看，五大成就共同构成了中国制造从“大而不强”到“又大又强”的根本转变。

从总体规模来看，2024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已接近30%，连续15年保持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地位。黄奇帆在演讲中分析称，这种结构意味着世界制造业版图已形成三个“三分之一”：中国制造占全球约三分之一，美国加欧洲等约30个发达国家也占三分之一，其余150多个发展中国家合计占三分之一。

其次，中国制造的质量和竞争力实现重要突破。制造强国战略聚焦于全球制造业最重要的十大门类——这些门类合计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50%以上，是各国制造业竞争的核心领域。黄奇帆表示，十年前，中国在这十大领域中整体处于“跟跑”状态，以引进消化吸收为主。经过十年的努力，中国已在船舶制造、高速铁路与轨道交通、电力装备与输变电设备、新能源汽车、新能源等五大领域实现了全面领跑；在新材料、生物医药、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数字化与人工智能等另外五大领域从全面“跟跑”迈入了“并跑”阶段。

另在覆盖面上，联合国产业分类标准将制造业分为41个大类、200多个中类、600多个小类，而中国是目前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黄奇帆进一步提及，中国制造的产业链自主化程度显著提升。十年前，中国制造50%以上属于加工贸易，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依赖进口，企业仅从事组装加工，附加值有限。如今这一局面已根本扭转，中国80%的出口产品其零部件和原材料附加价值在国内产生。

此外，尽管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但外资对中国工业领域的投资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成倍增长。黄奇帆特别指出，中国的出口结构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去年3万亿美元出口中约三分之一来自外资企业，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外资贡献占比更高。

然而，过大的贸易顺差是好事吗？黄奇帆指出，按照经济学规律，一国贸易顺差保持在GDP的2%至3%左右是合理且可持续的。按中国当前约140万亿元人民币的GDP体量计算，合理顺差规模约在4000亿至7000亿美元之间。因此，当前1.2万亿美元的顺差规模，具备一定的调节空间。

黄奇帆提出了五条平衡路径。

首先是人民币汇率适度升值。这不仅有助于平衡顺差，更有利于实现我国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目标。“‘十五五’规划设定按美元计算的人均GDP较2020年翻一番，事实上已经考虑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这一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并非短期内大幅升值，而是在未来5到10年内逐步升值15%至20%。黄奇帆预测，到2035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升至6.0附近。

其次为适当降低出口退税力度。目前中国每年出口退税规模约1.9万亿元，相当于对出口产品提供了一定的财政补贴。适当降低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既有助于平衡顺差，也可将节省的财政资源用于支持国内民生支出。相对应地，可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以更开放的姿态深化与各国的经贸合作。黄奇帆强调，要减少出口企业的“内卷”现象。通过完善劳动制度和工资制度，适度减少不必要的加班，平衡出口规模。此外，适度增加带薪休假天数，改善劳动者福利，同样可以调节出口节奏。

黄奇帆指出，采取上述措施并不意味着中国制造竞争力的削弱，而是将制造强国所积累的产业优势，有序转化为老百姓共同富裕的生活水平和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中国制造2025》取得的五大历史性成就，为我们今后十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有足够的政策空间，把这些成就转化为老百姓的福祉和与全世界合作共赢的新格局。”黄奇帆说道。■

黄奇帆：合理调节我国出口顺差规模，人民币汇率可适度升值，适度延长带薪休假时长

红星资本局5月19日消息，在成都召开的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期间，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黄奇帆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一个国家长期出口顺差规模保持在GDP的2%到3%是合理的、可持续的。

对于如何合理调节我国庞大的出口顺差规模，黄奇帆提到了多项举措，其中包括人民币适度升值、适度延长带薪休假时长等。

黄奇帆指出，人民币汇率可以适度升值，比如1年升值1毛钱、2毛钱，5年、6年升值1块钱，10年升值15%到20%，这是合理的，升值有利于增加进口，提高人均GDP增速。

此外，黄奇帆还建议，要减少出口企业内卷，一方面可以通过完善劳动纪律、优化劳动规章以及调整薪资薪酬体系进行合理调节，合理缩减不必要的加班时长，稳步提升一线劳动者收入水平，以此来合理调节我国庞大的出口顺差规模。另一方面，还可以从休假制度层面做出优化调整，目前我国全年有55个周日，合计110天休息日，再加上10余天带薪休假，全年休假时长约120多天，相比欧美等国家仍有提升空间。

“我国可以适度延长带薪休假时长，比如在国庆节、五一劳动节各增加一两天假期，元旦、春节也适当增设数日假期，整体将全年休假时间增加5到10天，推行这类民生福利调整，同样能够起到平稳调节出口顺差的作用。”黄奇帆说道。

黄奇帆表示，通过以上几项举措合理调节出口顺差，绝非削弱中国制造的市场竞争实力，而是把中国制造积攒下的产业优势与发展势能，切实转化为民众实实在在的收入增长与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进一步提升国内生产总值的发展含金量。■

演讲实录：

很高兴能够参加清华五道口在重庆举办的本次论坛，今天我要和大家探讨一个今年以来社会各界普遍高度关注的话题：

中国2025年进出口贸易顺差突破12000亿美元，这一消息震动了全球金融界与经济界。

这一数据之所以令人震惊，原因在于近一百年来，全球所有经贸发展态势较好的发达国家，历史最高出口顺差纪录仅约7000亿美元——美国历史最高顺差为7000亿美元，日本历史最高顺差同样为7000亿美元。

而中国过去三四十年间，最高纪录在6000-7000亿美元之间。

因此，一般认为7000亿美元是一国对全球出口顺差的较高历史纪录，而我国去年全年顺差达到超过7000亿美元的12000亿美元，确实创下了历史新高。

今年一季度，即1-3月，我国进出口贸易顺差每月大体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以此推算，一季度顺差约为2500亿美元，全年顺差大概率将再次达到12000亿美元的规模。

由此出发，我将展开两项冷思考：

第一，为何在中国出口顺差能保持如此旺盛的增长？

在特朗普政府大力推动对华加征关税、限制中国产品出口，推行“小院高墙”策略、实施多方面打压的背景下，中国出口创下这一纪录，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其背后成因。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结果并非中国政府主动追求扩大出口、扩大顺差的政策导向所致。

事实上，近十年来中国政府始终着力扩大进口，通过举办进博会、降低进口关税等举措，推动国际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我国推行的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在此背景下，顺差大幅增长的核心原因只有一个：近十年来，制造强国战略取得了五项历史性重大成就：

第一，去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接近30%，全球就此形成了“三个三分之一”的制造业格局：中国制造占全球制造业总规模的三分之一；美国、欧洲26国加上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三十余个经济强国的制造业总规模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其余150余个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总规模也占全球的三分之一。

中国已然成为全球制造业格局中“三个三分之一”的重要一极，自三百年来工业化文明发展以来，仅三个国家曾经达到这一格局位置，其中英国曾保持这一格局地位长达一百年。

第二，美国也曾一度将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提升至三分之一以上，这一格局维持了八十年。当前中国也达到了“三个三分之一”的占比水平，至于这一地位能够维持三十年、五十年还是八十年、一百年尚未可知，但可以确定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由此开启。

第三个方面，若仅仅是制造业规模大，而质量水平不高，仅处于跟跑地位，依赖引进、消化吸收，集中发展劳动密集型大规模产品，那么这种规模扩张的意义是有限的。

但制造强国战略的核心目标，就是对全球制造业最重要的十大门类实现升级发展，这十大门类的总产值占全球制造业的50%以上，各国制造业的竞争，核心就是这十大领域的竞争。

2010年时，我国在这十大门类均处于相对落后的跟跑位置，发展模式以引进、消化吸收、合作为主。

经过十年来制造强国战略的推进，目前已有五大领域实现全面领跑，另有五大门类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的转变。

实现全面领跑、位居全球前列的五大领域包括船舶制造、铁路高铁地铁轨道交通制造、发电装备、电力传输输变电装备、汽车制造以及新能源制造。

另有五个领域，包括新材料、新型生物医药、高端装备、航空航天、人工智能数字化电子化，当前已经从原来的全面跟跑进入并跑阶段。

这一格局的形成，推动中国制造实现了当前中国拥有全世界制造业全部41个大类、200多个中类、600多个小类，实现了产业门类的全方位覆盖。

因此联合国明确认定中国为全球唯一实现制造业全门类覆盖的国家。

第四项成就，是产业链结构的根本性转型。2010年以前，中国制造中50%以上为加工贸易：即便加工产品为笔记本电脑、手机、空调等具备一定技术含量的相对高端品类，但其核心零部件、原材料、关键材料均从境外采购，国内仅承担组装环节——例如以800亿美元进口原材料及零部件，组装完成后以1000亿美元出口，这种“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本质上属于劳动密集型的组装环节。

若仅门类覆盖范围较广，但产业仍以此类模式为主，整体发展水平仍然偏低。

近十年来，中国最重要的转变即扭转了2010年以前加工贸易占制造品出口50%以上的格局，当前中国出口产品中，80%由国内产业链集群自主生产完成。

基于这一变化，工信部、科技部在2018年出台了“中国制造”的国家标准：若产品80%的零部件、原材料及附加值在中国境内产生，无论生产主体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均可定义为中国制造。

由此可见，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链生产方式已经发生深刻变革。

第五项特征，是开放格局下外资结构的优化升级。当前中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更大水平、更深层次、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

外资流入中国的总规模不仅没有缩减，反而实现了翻倍增长。

即便在特朗普政府发起贸易战、推行“小院高墙”政策、鼓动撤资封锁的背景下，外资对华工商领域投资仍保持增长态势。

需要明确的是，近七八年来，两类外资对华投资确实出现了普遍下降：第一类是劳动密集型加工领域投资，第二类是港口、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领域投资。

其中基础设施投资下降，并非中国不欢迎相关投资，而是因为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已基本处于饱和状态，国内企业对相关领域的投资也已大幅缩减；劳动密集型加工投资下降则属于结构性转移，相关产业已逐步向东南亚、印度等地区转移。

此外，近五年来受房地产行业结构性调整影响，国内民营企业对房地产新项目的投资已大幅缩减，对应房地产领域的外资投资几乎降至零。

过去一二十年间，上述三类外资占中国吸引外资总规模的40%至50%，即便该部分投资出现缩减，中国吸引外资总规模并未减半。

数据显示，2000年至2010年中国年均引进外资约为600亿美元，而近十年来中国年均引进外资规模稳定在1200亿美元，即在房地产、加工贸易、基础设施三类外资大幅减少的背景下，中国吸引外资总规模仍实现了翻倍，这意味着外资对中国工业领域的投资实现了倍增，相关数据可公开查询，此处不再赘述。

可以得出结论：当前外资在华工业投资带动约7%的城镇就业，规模约为3000万人——中国城镇就业总规模约为4亿人，对应占比为7%；在税收层面，外资贡献了全国总税收的15%，目前非公有制经济税收占全国总税收的50%，其中外资贡献了15个百分点；在出口层面，去年中国出口总规模为3万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贡献了1万亿美元，占比达三分之一，尤其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中，外资占比达到50%。

例如智能手机年出口额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苹果公司在郑州、深圳生产的苹果手机全部用于出口，即为典型案例。

综上，过去十余年中国制造业共取得五方面重要进展，每一方面都支撑了中国出口顺差的增长。

当中国制造业规模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一，出口规模自然会相应增长。

其次，在这三分之一的制造业产品中，产业档次已实现提升，目前五个领域处于全球领跑地位，五个领域处于并跑地位。

当前中国出口产品中90%为机电与电子产品，属于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去年我国出口总额达3万亿美元，其中90%为高附加值产品，第一大类出口产品为芯片，全年出口额达1600多亿美元，在我国十余种至二三十种主要出口品类中位居第一；船舶出口以3000多万吨位居第二；汽车出口量达800万辆，单车出口额不到2万美元，累计出口额约一千几百亿美元，此外还有光伏产品等其他出口品类。

整体来看，当前我国出口产品中90%为机电类产品，已不再以轻工、纺织类加工贸易产品为主，在此背景下我国出口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

第三，从贸易顺差结构来看，以往出口1000亿美元加工贸易产品，需要进口800亿美元的零部件与原材料完成组装，仅产生200亿美元附加值，对应顺差也为200亿美元；当前出口1000亿美元产品，其中百分之八九十的零部件、原材料均由我国国内自主生产供应，因此对应顺差规模较以往提升了四至五倍，这是我国出口贸易的重要变化。

此外，我国三分之一的出口产品中，高档品有50%经由外资企业完成出口，外资企业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综合以上五个维度分析，当前我国实现1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具有必然性，并非政府通过刻意推行出口导向政策、出台各类优惠与鼓励政策主动推动形成，而是我国制造业逐步发展壮大、产业竞争力自然提升所产生的结果，这是第一点冷思考。

第二点思考，从长期来看，当前12000亿美元的出口顺差是否具备合理性，是否需要维持该规模。

经济学基本规律显示，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长期保持贸易逆差不利于经济发展，长期保持贸易顺差具备合理性，但长期维持超大规模顺差则存在不合理性，会加剧国际贸易摩擦等问题。

一般而言，当一个国家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保持在2%至3%区间时，该规模具备合理性与可持续性，既符合国家兴旺发展的趋势，也容易被国际社会接受。

我国当前GDP规模为140万亿人民币，按此计算，2%对应2.8万亿人民币，3%对应4.2万亿人民币，折算为美元约为4000亿至7000亿美元，这一区间是贸易顺差的合理规模，而当前我国顺差规模达12000亿美元，已超出合理区间。

从经济学逻辑来看，压缩过大的出口顺差主要可采取以下路径：

一是推动人民币适度升值。我国不支持人民币在短期，例如一个月或一年内出现30%、50%甚至100%的大幅升值。上世纪90年代，日元兑美元汇率为1美元兑换240日元，在美国逼迫下，日元在一年内大幅升值，最终达到1美元兑换120日元，最高甚至升至1美元兑换90日元，这种剧烈的升值方式最终导致日本经济陷入长达二十年的停滞，我国显然不会采取这类做法。

我们所提出的人民币适度升值，指的是每年逐步升值一至两角人民币，经过五至六年累计升值一元人民币，循序渐进调整，十年累计升值幅度约为15%至20%，这一调整节奏具备合理性。

人民币升值后，人民币购买力提升，进口外国商品成本降低，有利于扩大进口；同时出口商品成本会因升值上升约十几个百分点，进而会对出口规模产生一定抑制作用，从而压缩顺差。

此外，人民币适度升值还有助于实现我国既定的人均GDP发展战略目标：我国规划2035年以美元计价的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较2025年约13000美元的水平实现翻番，这一目标已纳入“十五五”规划。

但仅依靠经济增长，若我国每年经济增速为5%，十年无法实现翻番，只有年均增速达到7%才能完成翻番，若仅依靠增长仅能实现70%至80%的涨幅。

为什么我国“十五五”规划能够确定以美元计价的人均GDP达到”十五五”设定的目标？

核心原因是规划已考虑到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此十年间会累计升值15%至20%，即便实际经济增长仅带动GDP提升70%至80%，经汇率升值调整后，以美元计价的人均GDP即可实现翻番，推动我国提前达到以美元计价的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这是汇率调整的另一层意义。

目前人民币已经出现适度升值，近几个月汇率已从1美元兑7.3人民币升值至1美元兑6.8人民币，后续仍存在适度升值的空间。

当然，我国不会将人民币升值至1美元兑换5元或4元人民币的水平，至2035年最多升值至1美元兑换6元人民币，这此为一个相关概念。

第二，需对出口顺差设置合理约束，具体而言，应下调当前作为出口隐性补贴的出口退税率。目前我国每年对多类重要产品实施出口退税，对应13%的增值税档，不同产品退税率分别为5%、9%、7%不等，年度出口退税总规模达三万多亿元，可有针对性地调减相关产品的出口退税。

例如针对铝加工产品、光伏产品等，国家自今年一季度以来已出台相关政策，宣布下调该类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下调出口退税率相当于削减出口补贴，由此节省下来的退税资金规模可达到一万亿至三万亿，可用于补助国内居民，开展扶贫帮困工作，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充足的资金为相关惠民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以上为第二项举措。

第三，进一步下调进口关税。当前WTO成员国的平均进口关税约为5%，若为自由贸易协定成员国，成员国间进口关税逐步趋近于零。

我国支持包括RCEP、CPTPP在内的各类自由贸易协定合作，始终践行WTO框架下的低关税原则，我国进口关税水平已从1990年、2000年的水平逐步降至当前的7%，后续仍可进一步下调2至3个百分点，逐步达到全球平均关税水平，下调进口关税可有效拉动进口增长。

过往特朗普政府对我国加征关税，我国在贸易摩擦中采取对等反制措施，秉持寸步不让的原则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这是应对贸易摩擦的合理立场；而从我国对全球贸易合作的整体姿态出发，适度下调进口关税，可有效平衡过大的贸易顺差。

第四，需缓解出口企业内部的过度内卷问题，对于出口企业中“5+2”“白+黑”“996”这类过度加班的内卷化经营模式，应当通过完善劳动纪律、劳动制度与薪酬体系进行规范调节，适度压缩不合理加班，稳步提升劳动者收入。该举措同样有助于平衡过大的出口顺差。

最后，可优化休假制度安排。我国当前一年共有55个周日，合计110个休息日，加上十多天的带薪休假，年度休假总天数约为120余天；而欧美等世界其他国家年度休假总天数可达150天左右，因此我国可适度增加带薪休假天数，例如在国庆节、五一劳动节、元旦各增加1至2天假期，在春节增加2至3天假期，总共可增加5至10天休假。优化休假安排能够扩大国内居民消费，进而推动出口顺差逐步回落。

上述五项举措落地后，出口顺差的下降并不代表我国产业竞争力弱化，而是将中国制造的优势产能转化为居民共同富裕的收入与生活水平，提升我国GDP的含金量，在此层面我国具备充足的调整空间。

中国制造2025已取得五项重大成就，为我国未来十至二十年将相关发展成果与产业能力转化为居民福利、经济发展实力，构建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的有序合作格局，奠定了极为有利的开端。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